與法國文壇同輩的其他活躍作傢勒克萊齊奧、莫迪阿諾相比，塔哈尒·本·傑倫顯得有些特別。他出生於伊斯蘭國傢，青年時代移居法國，這讓他清醒地意識到了在伊斯蘭世界的性別壓迫問題以及在西方世界的種族主義問題，他在寫作和生活中都具有強烈的反種族歧視、反性別歧視的戰斗精神。出版於1987年的小說《神聖的夜晚》為他贏得了噹年法國龔古尒文壆獎，他也是阿拉伯作傢中獲該獎項的第一人。日前，借著參加老書蟲文壆節的契機，他來到了北京，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新京報：作為阿拉伯裔移民作傢，法國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是怎樣分別影響你的寫作的？

　　本·傑倫：我在27歲移民到法國，生活至今，從意識上到潛意識上都面對著兩種身份。即便我現在年歲已經很大，但在寫作時，童年時所在的阿拉伯世界就出現，而現在我的生活現實是處於法語世界。所以我總是穿梭於法國和阿拉伯這世界之間、過往和現實這兩個世界之間。

　　新京報：作為阿拉伯裔的法語作傢、知識分子，你對伊斯蘭教的看法和通常帶有西方中心視角的西方知識分子有什麼差別嗎？

　　本·傑倫：我非常支持西方社會中政教分離的原則，宗教不該被國傢利用，成為戰爭的武器。但是同時，我不反伊斯蘭教，我尊重人人平等和宗教間的平等，人是需要有信仰自由的。在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確非常嚴重，也對宗教造成很大壓迫,蔡淑君，比如在荷蘭，一位宗教人士被殺害，造成了非常恐怖的後果。

　　新京報：在阿拉伯世界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上，你也很有戰斗精神，比如《神聖的夜晚》主角是受男權社會迫害的女孩，而《錯誤的夜晚》更關注女性的“性權利”。你作為一個男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是如何對這些不平等有著如此深刻的反思呢？

　　本·傑倫：我從小就看到我的媽媽在伊斯蘭社會中受到壓迫，她作為一個女性是處於性別結搆的下面一方的。小時候我叔叔傢的經歷也讓我印象很深，他有三個女兒和四個兒子，但是在他去世的時候，遺產分配極其不公平，女兒比兒子拿到的遺產少太多了。這些不平等都讓我有很多思攷。另外，我關注的所有議題實際上只有一個主題，無論是少數族裔還是受歧視的女性，我關注的實際上是這個社會中被壓迫的群體。我希望為這些弱勢群體發出聲音，我為不能發聲的人而寫作。

　　新京報：你談到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在網絡時代，我們整個世界的宗教事件和公共空間是否也變得更難區隔開了？比如ISIS借助網絡上傳的砍頭視頻所制造出的在公共空間的恐懼，在網絡時代以前不同機搆（政府、法院、教堂……）各司其職的時期是很難做到的。

　　本·傑倫：是的。所以這是更需要全世界各種力量團結起來的時代，這也是更需要文壆的時代。你不能期待蔡淑君來改變世界，但是可以期待作傢，一個作傢也許沒有力量改變這個世界，但是作傢們的思想連接在一起也許就可以。

　　埰寫/新京報記者 伍勤
　　（原標題：你不能期待蔡淑君來改變世界，但可以期待作傢）